1946年7月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因被控汉奸罪而站上了法庭。那时，他穿着一袭纯白的夏布长衫，瘦弱的身躯看起来似乎脆弱不堪，给人一种书生气质。然而，与他那种外表所给人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，他身上并没有流露出书生的优雅与飘逸，反而显得有些沉重与不安。 在这次审判中，曾在《中央日报》担任记者的龚选舞，曾这样形容他：“剃去日式胡须，戴着一副没有边框的眼镜，多少透出几分书卷气，然而与鲁迅一样，他那深邃的浓眉和那张硕大的面庞上凸起的鼻子，怎么看都少了那份江南书生特有的清新和瘦削。” 当时，周作人面对公诉书上列举的诸多罪状，不服并决定为自己辩解。指控中提到，他在伪职期间，积极配合日本政府的侵略计划，实施奴化教育，编修伪教科书；参与敌人调查研究华北的资源，为其提供矿产开采和军需物资；甚至参拜靖国神社，极力鼓吹“东亚新秩序”的理念，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涂脂抹粉，传播敌伪宣传。
展开剩余65%然而，周作人与鲁迅遗孀许广平、以及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始终未再有任何交往。周海婴对周作人怀有深深的敌意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“文化汉奸”身份，也因为他曾经侵吞了鲁迅的八道湾房产。 周海婴在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中专门提到过这段兄弟失和的历史，讲述了周作人如何悄无声息地将八道湾的产权改为自己的名字，以及他如何在鲁迅去世后，私自签署了一份契约，将这座房子的名字改成了自己的。 周海婴对周作人未能履行赡养母亲和嫂子的责任十分愤慨，他曾多次公开批评周作人“生活富裕，却对母亲的生活置之不理”，并指出周作人曾在文章中虚伪地诉说“留在北平是为了照顾母亲”。 这种兄弟之间的隔阂与敌意，显然成为了周作人晚年生活中的一大痛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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